国足主帅间歇期赴亚足联“取经”

《决定》规定：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这也是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中首次使用权力清单。

在2002年的Atkins v. Virginia案中，斯蒂文斯大法官援引‘世界共同体（world community）及其普遍废止对于智障人士施以处决的先例，认为对于智障者适用死刑属于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的‘残酷且异常的刑罚。[8]现代宪法中更为重要的一种概念和体制也是美国首创：司法审查。

尽管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拒绝了美国式的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模式，但在议会和法院关系的方面，德法两国同美国一样承认司法机关宪法解释的终局性。[77]加拿大最高法院经常在宪法判决中参考外国法院的判例，尤其是美国法。[57]以色列曾是英国的托管地，长期受到英国的影响，没有成文宪法。[18]20世纪30年代，即便是美国最高法院本身也经历了一场重大政治危机。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一个民族的公民作为一片特定地区的居民和特定文化的继承者，宪法话语当作一种手段，用以形成本民族的自我理解，维护和持续其自身的文化传统。

被奉为现代成文宪法典范的德国《魏玛宪法》（1919）失败了，德国走向了纳粹国家：希特勒恰恰利用《魏玛宪法》的制度漏洞以宪法渠道取得绝对权力。4.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茵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为避免相对人负担过重，一方面，服务主要限于环境清扫、非专业性陪护等基础性工作，排除专业专任性工作及高危重体力劳动。

在发生比例上，相当一部分违法危害程度较小，即使直接处以最低程度的警告，也会记录在案并捆绑违法标签，影响相对人后续正常生活，且该执法模式难以获得相对人的接受信服，实效难以保障。(13)其二，复核、申诉、控告。①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第265页。行政事项激增成为制度发展面临的时代特色，除效率行政外，消解庞大矛盾基数产生的社会主体间、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间的冲突对立，促进相对人的进步亦成为新时代行政执法的目标。

处罚效用主要基于惩戒性，严厉执法往往会使相对人主观抵触，纠正效果一般，即惩罚一直无法实现，会不断削弱其效果⑩。例如，在某案件中，司法裁判明确行政机关履行责令职责时，不应仅限于作出并送达责令通知，还应限定合理期限并应跟进责令通知的执行情况，否则履职行为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责令程度，缺乏约束力和执行力。

《行政处罚法》聚焦于此并作出拓展处罚种类的尝试，但囿于企业组织的客观属性及其承担制裁的方式有限，此问题依然显著。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人身权限制、财产权处分已不能肆意施用，信息的高速传播与社会主体间的紧密联系使得时间精力、政治权利、尊严声誉成为不亚于生命健康的权益，其保障公民、组织在社会运行中更好地获取生存和发展资源、参与决策管理，故行政教育及其执行方式不得牵涉上述四项权利的直接减损。体验教育旨在倡导相对人参与行政执法过程并承担力所能及的辅助事项，以感受良好秩序的价值与成本，实现反省与犯意规避。这是因为，一方面，应以违法次数排除行为轻微判断，重复违法意味着教育在该案中作用有限，应以处罚规制。

为规范行政教育措施，充分发挥其本体性、程序性、目的性价值，有必要在行政处罚制度中进一步明确其理论定位和制度定位，完善其规范建构。然而，为罚而罚的理念有违于行政权积极实现社会繁荣、促进相对人发展进步的初衷，以制裁为导向的处罚不能全面实现预期效果。与处罚配合适用的教育亦应参考《行政处罚法》第75条规定的申诉、检举等监督机制。(12)(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0～81页。

(一)行政教育的本体性价值教育之必要性在于，繁复的违法情形需要处罚之外的执法手段予以规制，其迥异于处罚的功能机理，在时代背景下发挥着难以忽视的功能。教育的意思表示不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产生物理性链接，其不直接使用暴力控制等手段，亦不以国家权力等强力作为必须履行的威慑。

其一，行政教育是建议、引导式的意思表示。在措施层面，教育是替代性的，不罚不教有违法定职责。

(二)行政教育的程序性价值作为制度化措施，教育应发挥程序性功能，填补处罚规制的空白，承担以往执法中单一处罚的功能缺陷，完善行政处罚的程序理性。如上所述，非制裁性的教育措施亦可能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对相对人权利造成实质影响，故事实行为不应存在过高的恣意裁量风险。如交通违法一段时间内往往重复发生，若多次违法违章行为皆属轻微可不予处罚，则不应放任相对人通过多次教育逃避法律责任。社会主体间、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间的利益冲突加剧，使柔性执法、刚柔并济成为现代行政一大趋势。教育方式应有益于相对人的积极认知与改正态度，应与违法行为存在合理联系，对于不存在违法行为、无主观恶性等情形，适用教育不合理且无意义。(二)行政教育措施的辅助性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3款等规定，行政教育以违法为前提，有错误才有纠正的必要，此即合理行政之要求。

就其性质而言，主要包含言辞类和建议行为类两种，前者以训诫教育为主，后者包含体验教育、矫正教育等形式。教育区别于处罚，其自主设定与自由裁量对相对人权利侵犯的风险更低，其种类规定可领先于处罚，率先尝试列举+类型的模式，既提供示例，又通过提取公因式式的同质描述(11)对教育设定作出规制示范。

其二，比例原则的规制。另一方面，在不予处罚+教育中，不予履行时行政机关应结合原违法行为的各因素决定是否给予处罚，足以构成处罚的，裁量针对的是原违法行为，而不履行教育未构成累犯、加重等情形的，不产生心理威慑等强制力。

处罚与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以相对人本位展开的，适用教育而非简单粗暴的处罚，是为从本质上实现相对人对违法行为的悔悟认知与再犯抵制，更加注重通过执法促使相对人修正其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帮助其更好地理解社会规则、践行良善、提升自我，成为更高素质的社会人。非强制性即体现在不履行不会造成新的制裁：一方面，在处罚+教育中，教育不予履行不影响处罚等违法责任的追究。

教育既是处罚的前置性原则，也是其应然性目的和替代性措施：在原则层面，教育是前置性的，不教而罚有程序违法之虞。作为行政处罚总则，《行政处罚法》应对教育方式作出示范性规定。纠错行政行为即行政撤销行为，是行政主体主动撤销或变更所做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从更广泛的维度看，行政机关亦可在制止纠正、调查、申辩控告、处罚决定以及执行(如行政拘留期间)全执法过程中，对相对人予以必要教育，贯彻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温州、南京等地也有检察院基于社区劳动、积极悔过不予起诉的探索。将责令诫勉约谈等广义训诫措施视为非处罚性的柔性教育，亦有利于回应因定位不清无法主张司法救济的制度争议。

最典型的适用场景为不予处罚而仅施以教育，即《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3款不予处罚+教育。故解决方式应聚焦处罚之外的规制路径，以其作为新增的法定规制，使教育措施可以无差别地对违法相对人实现覆盖。

除参照第7条将设定权授予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外，还需明确行政教育当前仅具备言辞类和建议活动类两种，避免滥用教育创设权而导致公民合法权利的减损。在决定直接予以处罚、不予处罚而予以教育其后又需予以处罚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可在合适的程序中配合适用教育措施。

其一，教育乃处罚之目的。基于法治建设初期的法治理念确立与改革工作推进的需要，形式法治偏重甚至单一强调处罚目的的模式曾发挥了实现行政效率与治理秩序的优势。正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57、158、172等规定，不处罚、不执行处罚不代表没有社会危害性，责令类行为旨在从实质层面以柔性措施完成其规制、纠正、预防行政违法的法定职责。其三，不教而罚有程序违法之虞。

无论规劝、警示等言辞类教育，还是建议的行为活动教育，都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意思表示。(12)针对违法、不合理教育并严重影响相对人权利的行为，行政机关应主动予以变更或撤销

该法条属于授权性条款，即行政机关可以从中任选一种措施，加处罚款只是其中的一种保障性选择。因此，为了确保加处罚款的合法性和可执行性，应当单独制作强制执行的决定书，正如有论者所言：为保证罚款决定的实施，行政机关作出加处罚款的，应当作出《加处罚款决定》，对于加处罚款的比例作明确的规定。

三是加处罚款不当然继承按日连续处罚的违法性，法院应单独评价加处罚款的合法性。(23)这一定义将所有对行为人的不利处分纳入了制裁的范畴，无法准确表达出行政处罚真正的内涵。